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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智的纠缠——读《资治通鉴》
讀《資治通鑒》，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可以說是在讀中國文化，讀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國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文化在政治中的展現方式和表現形態。文化具有價值意義上的絕對性，是莊子意義上的“無待”，任何一種對文化進行指手畫腳的做法無疑具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西方的文化是一個兩極文化，是由一個最高的上帝看護著的兩極世界。這兩極世界 相互平行，共同皈依為最高的上帝。這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是“自然”，一個是“心靈”，前者關乎外在的自然世界，它的特質是“必然”，造就了西方人“求真”的思維，演繹出了西方世界繁榮發達的科學技術。在西方人眼里，對自然的奧秘進行探索的活動，本身就是投向上帝的活動，因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萊布尼茨語）于是，探究自然的奧秘，就是把自身的有限同上帝的無限結合起來的一條必有之路。在宗教情懷關照下的西方人，對科學的探究彌漫著一種宗教情緒。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沒有宗教的科學是瘸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對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堅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學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時，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來，愛因斯坦、牛頓、笛卡兒、羅素、萊布尼茨，哪一個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奧秘之后，又去教堂進行禮拜呢？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奧秘與對上帝的歸依等同起來的科學家們正是通過一種把科學視為生命的“為科學而科學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繹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開辟出了一條專屬于西方的“智”的傳統。從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觀天象掉入坑中，到畢達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對羅馬士兵德的最后請求，再到布魯諾被燒死在鮮花廣場，還有愛因斯坦臨終的那句名言：“我還是不相信上帝會通過擲瓠子來決定這個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過這種幾乎病態的“求真”精神和熱情向自己的有限性發起了一次次的挑戰，來回贖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在價值追求方面，西方人卻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理。自從蘇格拉底喊出那句“認識你自己”的箴言以后，西方人就開始了對自己心靈的探討。關注自身，造就了西方人“求善”的價值傾向，演繹出了西方2000多年的基督教傳統。西方人在這方面有著高度的自覺，將對自然的研究和對心靈的探討截然分開，並行不悖。在西方人看來，科學和人文屬于截然不同的領域，前者關乎自然，遵循的是因果律，它始終要在現象界徘徊，離不開對經驗的依賴。本體界關乎人的心靈，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則，關注是人的本體論生存，探究是善惡、自由、意志等專屬于人的領域。正如蘇格拉底所言，知識關乎科學，智慧關注人生，人生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現象界，而要從信仰層面加以解決，它不能依賴于經驗，相反，其成立恰恰在于對經驗的超越。科學解決不了人生問題，因果律的線性思維模式根本無法回答“人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人生意義問題。人如何才能擺脫沉重的肉身，使心靈自由地飛翔？人生的意義何在，生命的最終歸宿是什么？這些自從人具有自我意識開始就痛苦地伴隨著的人類的終極問題，造就了西方人特有的悲劇情懷。而這些問題，科學根本無法回答。
因此，西方存在著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科學傳統，也有著一個自覺地人文價值傳統。塵世的幸福只能是短暫的，而人要洞察生死，跳出輪回，只能拋棄塵世的一切，進入上帝所屬的領域。而這些只有克制肉體所產生的一切欲望才能成為現實。于是，在基督教信仰支配下的西方人，善惡問題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而善惡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信仰來實現。康德說的好：給我物質，我能撬起整個宇宙，但是科學定律連一個毛毛蟲的生命運動都不能解釋。科學不能侵染信仰和價值的地盤，因為那是人的全部尊嚴之所在，人生的意義哪能通過因果關系推論而出？于是，事實和價值、理性和信仰、知識和智慧就如同兩條平行線，各自按照自己的游戲規則在西方文明史上演繹著。也許，它們只有在上帝處才能真正的融合，但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二者的融合永遠是一個無限的延期，正如在現實生活中，兩條平行線永遠無法相交一樣。
無論是早期理性（柏拉圖）和感性（亞里士多德）的對立，還是中世紀爆發的理性與信仰之爭，還是近代的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對峙，還是英美科學主義和歐陸人文主義的劃分，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西方的兩大傳統。盡管西方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大傳統融合或者一邊壓倒另一方的現象，但二者的調和卻沒有真正讓人看到希望。也許，二者的深層沖突是人的二元化存在的本體論事實，在于肉體和靈魂的二律背反。
所以說，西方有一個“仁”的傳統，也有一個“智”的傳統，但二者的劃分是明顯的，特別是康德以來，事實和價值的區分已經成了西方學者一個自覺的追求。科學只能停留在現象界，一旦跨入本體界就會造成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因為本體論的問題（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等）根本不能形成知識，因為沒有任何經驗可以提供。所以，上帝存在根本不是一個知識問題，而是一個信仰問題。安瑟爾谟的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不過是理性超出了自己地盤的非法運用。同樣，在本體領域內也不能形成知識，否則就是迷信或者教條。我們不能在科學領域內談人生，同樣，我們也不能本體領域內談科學。該歸上帝的歸上帝，該歸撒旦的歸撒旦，二者只能在各自的領域內行事，不能互相僭越。
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二者並存單卻互不染指。反映在現實生活中，西方人很容易將二者分開，且能表現出驚人的寬容。比如，研究馬克思的人未必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也不能苛求其必須信仰馬克思，然后才有資格去研究馬克思。相反，一個人信仰馬克思，我們也沒有必要要求他必須熟讀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一個婚姻愛情方面的專家，我們沒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德婚姻多么幸福。一個宣揚美德的人，我們也沒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道德多么高尚。西方人在這方面劃分的很清楚，培根寫了那么多關于人生的經典散文，但他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海德格爾這樣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還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歷史，無論和阿倫特的愛情，還是其為納粹效力，都成了其人格的污點。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其哲學家的地位和影響...<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div></div> 好文章~受教了~~~~多謝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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